【导语】

      纪念佟柔老师逝世三十周年，怀念这位”中国民法先生”。

     “无论在哪里，都要热爱祖国，报效国家，但爱国不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读书人来说，踏实工作、治学育人就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佟柔

　　 一、民法引路人

　　 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于1978年初开始接触法律。与现在相比，我当时能够在图书馆读到的书少得可怜。当时的民法学可以说是一片荒芜的园地，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为何物。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民法，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有关婚姻、财产继承、损害赔偿的政策规定。1981年初，我在准备报考研究生时，仍然找不到一本民法书。后来，教国际私法的张仲伯教授借给我一本佟柔老师寄给他的油印小册子（大约10万字），书名为《民法概论》，是佟老师主编的。我拿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挑灯三天之后，终于将这本约10万字的小册子从头至尾抄了下来。这本小册子使我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一步一步引导我进入民法的殿堂。可以说，它是我入门的教科书。

　　 1981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在佟柔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民法。记得第一次跟佟老师见面是在他校内林园四楼的家里。简单寒暄之后，他就跟我谈起了他最近关于“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研究成果。他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对古今中外的有关历史、经济等现象进行了考察，并且重新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经典著作。他观察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他也注意到，当时有人将民法仅视为公民法或者保护公民权利的法，不能作用于经济领域。他认为，这完全是对民法的曲解。他说，学习民法首先应当明白，民法就是基本的经济法，更准确地讲，民法就是规范商品经济的法。

　　 第二次见佟老师是在一个晚上，当时是讨论我的选课和阅读书目的问题。他首先推荐给我的是《资本论》。记得他说：“要想学好民法，首先得学好《资本论》。”佟老师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交换过程”的论述其实包括了民法的三项制度，即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以及债与合同制度，这三项制度共同构建了民法的基本体系。因此，要深入把握民法学的内在规律，首先必须学好《资本论》。此外，他还要求我一定要学好罗马法，并且要参考胡长清等学术前辈的著述。但当时市面上根本就见不着这些人的书，他后来就让我在他的书架上搜罗。我记得当时从他的书架上找到了陈朝壁的《罗马法原理》等著作。

　　 后来，我又到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库本阅览室搜寻，偶然间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朝阳大学并入人民大学时留下的一些旧书（上面盖着“朝阳大学”的图章），其中有李宜深、梅仲协、戴修瓒和胡长清等老先生关于民法总论、物权法和债法的一些书籍。这些书大多没有装裱，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尘，有些甚至拿起来都掉渣。当时为了取出这些书，我弄得浑身上下都是灰尘。拿到这些书之后，我整天都泡在库本阅览室作笔记。几周下来，我记了好几本笔记，在对民法有很多新认识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疑问。后来，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向佟老师请教，他对此非常高兴，还与我讲起了早年在东北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以及解放后和苏联专家共事期间的一些往事。佟老师当时向我详细讲解了“诉讼时效”与“消灭时效”这一组概念的来龙去脉，“诉讼时效”这个概念来自于苏联，他认为这个提法也是合理的。随后，他又向我推荐了几位苏联学者的中译本著述，我记得其中一本就是诺维斯基关于“诉讼时效”的著述。正是在和佟老师一次次的讨论和交流中，我领略到了民法的博大精深，是佟老师带我走进了民法研究的园地。

　　 二、浓厚的家国情怀

　　 佟老师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辽宁北镇度过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他被迫离开家乡四处避难，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他考入东北大学法律系学习。佟老师经常跟我谈起他和家人在日本入侵后的遭遇，他的几位兄长都参加了抗战，其中一位哥哥在抗战中牺牲。每当谈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都能从他的语气、表情中深切体会到国破家亡、饱经战乱的沧桑感。他经常给我们讲，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国家积贫积弱，遭受外敌侵略就不可避免，亡国奴是无家可言的，只有国家富强，老百姓才可能有好日子过。他常常告诫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热爱祖国，报效国家，但爱国不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读书人来说，踏实工作、治学育人就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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